我市选手获评省创业培训铜牌讲师

坚持并不断完善合法规范运营机制，切实做到权责明晰，即便出现问题，应对的基本方针是不逃避、不隐瞒、不撒谎，并能够基于科学的根据来使用数据，对行政过程的相关程序、标准和制度机制进行再评价，承担说明理由的责任，迅速地实施权利救济，防止损害扩散，查明原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另一方面要把法治实力(法治硬实力、法治软实力、法治巧实力、法治竞争力)建设，作为建设现代化强国的一项重要内容，纳入现代化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成为现代化强国建成与否的重要衡量标准。中国法治在国际上要发挥这样的作用，一项重要任务是从世界法治视角加强中国特色国际法治理论研究。

任何实证研究方法，无论是观察、实验、调查、个案研究、间接研究、统计分析等，不仅本身各有其局限，在前期的方案设计、方法采用、对象接触等方面，在后期的价值判断、规范分析等方面，也都可能存在短板和先天不足。最后，应当特别关注大数据、互联网等高科技带来的实证研究革命。(3)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法理，包括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党内法规体系的法理问题。即使法治效能的实证结论暂时既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也没有关系。善治就是要把制定良好的宪法和法律付诸实施，把表现为法律规范的各种制度执行运行好，公正合理高效及时地用于治国理政，通过法治卓有成效的运行实现良法的价值追求。

无论采用观察、实验、调查、个案研究、间接研究、统计分析等哪一种或者哪几种方法，都必须符合科学规范的相关要求。在本文中，实证不仅具有终端的证明、验证、检验的含义，在其引申意义上还包括法治运行前端和中端的实践、实施、操作、运行等含义。很多作品开始追溯当代盛行的国际法及其观念起源与流变。

1950年代以来，国际法的风头被国际关系学科所盖过，正是两位德国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17年，该书中译本面世。而且，此类作品不单历数国际法规则的演变，而是融合多学科视角，因而能够超越法律专业，面向一般读者。民族国家的一大特征是意识形态政治。

在施米特的叙述中，欧洲公法起源于中世纪宗教战争的结束、现代国家的兴起及欧洲殖民扩张。文明国家间的战争是主权者之间的决斗。

万国教化者力图通过国际法来限制国家主权。科斯肯涅米笔下的国际法历史，是国际主义法律人的言辞与行动、怕与爱、情感和论辩。其追溯重点是一批推动历史变革的思想家——国际主义者。这实际上跟从了康德《永久和平论》（1797）的告诫：要实现永久和平，主权者决定战争和平时需听取哲学家的意见。

战争的最终结果是1990年《新欧洲巴黎宪章》的通过，标志着苏联对于东欧统治的终结，从而确认了国际秩序新的时代。民族自决的观念兴起，使得民族主义具有分裂性的力量。在作者看来，无论此后的历史有多少反复，这种新秩序一直未受到挑战——直到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从国际关系角度看，国际法是形式主义文化，至多只是对于强权的话语反抗。

殖民地扩张为欧洲中心的国际秩序增添客体：领土和野蛮民族。他们的新理念塑造了当今世界的道德直觉——战争非法。

在他看来，国际乌托邦理想破灭于冷战的高峰时期——1960年代。此种意义上的国际法，并不起源于教科书上说的格老秀斯或威斯特伐利亚，而是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欧洲职业法学家和律师在1870年代的兴起。

君主国家之间为了扩张领土的战争显示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弱点：在缺乏绝对的、普遍主权者的情况下，每一个君主国家都在其权力限度内试图扩张自我。耶鲁大学法学院海瑟薇（Oona Hathaway）与夏皮罗（Scott Shapiro）教授的《国际主义者：宣布战争非法的激进计划如何再造世界》（2017）一书，即是此类研究的最新作品。相互扩张导致了大规模的战争，最终以1713年《乌特勒支条约》为结果，确认领土边界及其互不侵犯的原则。之后是美国主导的新国际法。随着新技术发明（互联网和跨国交通）和新形势发展（跨国犯罪、恐怖主义、移民和国际人权），世界正日益走向鲍比特所谓的市场国家（market state），其正当性来自于实现其公民的各种可能性，如各种各样的新兴权利。施米特认为，一战及国际联盟根本摧毁了欧洲公法。

而且，两者呈现互动的关系：一场战争可能导致法律的重大变动，如日本的战败导致战后宪法体制的巨变，特别是新宪法中和平条款的确立。两者分别从内外两个维度确立国家的认受性。

领主国家间的宗教战争导致欧洲大混乱。而该书揭示，在《巴黎非战公约》之前的旧国际法中，战争从来都是一项法律制度和权利。

继而，君主国家不断转向对君权的限制，出现了领土国家。重大的国际政治变动改变了国际法的基本制度

此种情况下，讯问工作不是为了核实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而仅仅是为了获得认罪供述。实践表明，不同类型的证据具有不同的证明价值，也存在特殊的证明风险。法官在更衣室中披上法袍，并不能免除各种偏见的影响。关于司法不公的成因，尽管国内外已有很多研究成果，然而，科学探究司法不公的隐性风险，摆脱法律职业的思维定势，仍然是一个新的课题。

科学认识社会环境对犯罪的重要影响，就意味着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与犯罪治理密切相关。但实际上，相对于威慑或者剥夺犯罪能力，以牙还牙的报复心理才可能是惩罚的终极原因。

只有洞察司法制度隐藏的不公正因素，才能保持对正当程序的自觉，铭记正当程度的实质。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一旦遵守规则本身成为唯一的要求，变相规避规则的做法就在所难免。

司法不公是制度改革的催化剂。一旦犯罪嫌疑人作出有罪供述，诉讼过程中的所有参与者，包括警察、律师和法官，都会基于有罪推定心态看待整个案件，以致错误判断在案证据的证明价值。

在对抗制诉讼模式下，检察官还可能以实现正义为由实施不法行为，这种以恶制恶的心理很容易扭曲司法公正。为避免法官潜在的偏见，可以探索引入虚拟审判，等等。诚然，DNA不会为了迎合指控而自动重排序列，但DNA证据的解释却可能存在错误，此类失真风险显然不容忽视。还有35%的受访者能够回忆起那个并不存在的视频中的特定细节。

鉴于一些新科学证据尚未达到绝对的确定性，可以考虑对控辩双方设置差异化的证据门槛。例如，法官在早晨所作的裁决与午休之后作出的裁决可能存在差异。

我们努力构建和维系的理性司法制度，一旦面对强烈的报复心理，法律的程序保护就可能变得软弱无力。唯有理性认识证据风险，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司法决策出现失误。

例如，为弥补记忆的缺陷，可以推广使用录音录像系统。警察有时甚至会将那些只有真正的罪犯才知晓的隐蔽信息有意或无意地透露给犯罪嫌疑人，以便基于这些事实细节增强认罪供述的可信度。